SDS（Self-Rating Depression Scale，抑郁自评量表）由Zung于1965年编制，用于评估个体过去一周内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。该量表包含20个项目，采用4级评分，总分经转换后得出标准分。临床和科研中常将其作为初步筛查工具，但其准确性需结合具体使用场景评估。
SDS的信效度数据支持其在群体筛查中的基本可靠性。原始研究显示，Cronbach’s α系数约为0.80–0.90，重测信度在0.70以上，说明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尚可。效标效度方面，SDS与Hamilton抑郁量表（HAMD）等临床评定工具的相关系数多在0.60–0.80之间，表明其能反映抑郁症状的核心维度。然而，这些数据主要基于上世纪60–80年代的西方样本，跨文化适用性存在争议。中文版SDS虽经多次修订，但部分研究指出其因子结构不稳定，且对轻度抑郁敏感性不足。
SDS的设计逻辑基于主观感受报告，涵盖情感、认知、躯体及行为四个维度。例如“我感到沮丧”“我觉得做事情很费劲”等条目直接对应DSM或ICD中抑郁的核心症状。但自评量表无法替代临床诊断。其结果易受当前情绪状态、文化表达习惯、教育水平等因素干扰。有研究显示，焦虑共病者可能因躯体症状（如心悸、失眠）被高估抑郁程度；而某些文化背景下个体倾向于否认情绪问题，导致漏诊。此外，SDS未包含自杀意念等关键风险项，不能用于评估自杀风险。
临床实践中，SDS的阈值设定影响其准确性。通常标准分≥53分提示可能存在抑郁，但不同人群的最佳截断值差异显著。一项针对中国大学生的研究建议将临界值下调至49分以提高敏感度；而在老年群体中，因躯体疾病干扰，假阳性率明显升高。Meta分析指出，SDS在普通人群中的敏感度约80%，特异度约70%，这意味着每10个筛查阳性者中约有3人实际无临床抑郁。因此，阳性结果仅表示需进一步评估，而非确诊依据。
与其他自评工具相比，SDS的优势在于操作简便、耗时短（5–10分钟完成），适合大规模初筛。但PHQ-9、BDI-II等现代量表在项目设计、诊断对应性及跨文化验证方面更优。例如PHQ-9直接映射DSM-5抑郁诊断标准，且包含功能损害评估；BDI-II则区分认知与躯体症状，对重度抑郁识别更精准。相比之下，SDS的条目表述较陈旧，部分用语（如“我感到前途没有希望”）可能引发歧义，影响作答准确性。
正确使用SDS需注意三点：
- 仅作为初步筛查工具，阳性结果必须由精神科医生或临床心理学家通过结构化访谈（如SCID）确认；
- 避免在急性躯体疾病、物质滥用或严重认知障碍人群中单独使用；
- 结合其他信息综合判断，如生活事件、功能损害程度、既往病史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