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五人格理论并非由单一学者在某一年份独立提出，而是心理学界历经数十年累积研究的成果。该理论源于词汇学假设，经由多位研究者通过因素分析法逐步确立。早期高尔顿·奥尔波特与亨利·奥德伯特于1936 年奠定基础，筛选出人格特质词汇。雷蒙德·卡特尔随后缩减为 16 种因素。真正发现五因素结构的是欧内斯特·塔佩斯与雷蒙德·克里斯塔尔，他们在1961 年分析美国空军人员数据时确认了五个稳定维度。沃伦·诺曼在 1963 年重复验证了这一结果。刘易斯·戈德伯格在 1980 年代正式命名“大五”。保罗·科斯塔与罗伯特·麦克雷开发了 NEO-PI-R 量表，使理论具备测量工具。这一过程体现了科学理论的演进性，而非个人灵感突发。
词汇学假设构成了大五人格研究的逻辑起点。奥尔波特与奥德伯特认为，人类语言中编码了所有重要的人格差异。两人从字典中提取了17953 个特质词汇，经筛选保留 4500 个形容词。这一工作为后续因素分析提供了素材库。雷蒙德·卡特尔利用评级量表数据，通过因素分析将众多特质缩减为 16 种人格因素，编制了 16PF 量表。卡特尔的工作证明了因素分析法在人格结构研究中的可行性，为五因素模型的发现提供了方法论基础。后续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压缩维度，寻求更简约的解释模型。
欧内斯特·塔佩斯与雷蒙德·克里斯塔尔的贡献具有决定性意义。两人在1961 年发表研究报告，重新分析卡特尔及其他数据集。他们发现无论样本如何变化，因素分析始终稳定地提取出五个主要维度。这五个维度被命名为 surgency、agreeableness、dependability、emotional stability、culture。这一发现当时未引起广泛关注，但构成了大五人格的核心骨架。沃伦·诺曼随后在 1963 年独立重复了该研究，使用空军学员数据再次确认了五因素结构的存在。诺曼的工作增强了该模型的可信度，证明五因素结构并非偶然统计结果，而是具有跨样本稳定性的人格基本维度。
刘易斯·戈德伯格在1980 年代推动了该理论的普及与命名。戈德伯格坚持词汇学传统，使用形容词评级量表进行大规模研究。他正式提出Big Five术语，确立了开放性、尽责性、外向性、宜人性、神经质这五个标准标签。戈德伯格致力于建立公共领域测量工具，反对人格量表商业化垄断。他的工作使得大五人格模型成为学术界通用语言。与此同时，保罗·科斯塔与罗伯特·麦克雷从问卷传统出发，开发了 NEO 人格量表。两人最初基于三因素模型，后经实证研究扩展为五因素，编制了NEO-PI-R。这一量表成为临床与科研中最常用的测量工具，实现了理论的操作化落地。
大五人格的具体维度定义经过多次修订趋于精确。开放性指个体对经验、想象及智力活动的接纳程度。高分者偏好新颖事物，低分者倾向传统惯例。尽责性反映个体组织性、持久性及目标导向行为。高分者自律严谨，低分者随意松散。外向性衡量个体对外部社交世界的参与度与能量水平。高分者热情活跃，低分者内敛独立。宜人性评估个体在人际互动中的合作性与同情心。高分者信任利他，低分者怀疑竞争。神经质指个体情绪稳定性及应对压力的倾向。高分者易焦虑波动，低分者情绪平稳。这五个维度相互独立，共同构成人格全景。
跨文化验证证实了大五人格模型的普适性。研究者在德国、中国、日本、菲律宾等多个国家使用本地语言词汇进行因素分析。结果均显示出相似的五因素结构，证明该模型具有跨文化一致性。行为遗传学研究进一步揭示，大五人格特质具有中等至高度的遗传率。双生子研究发现，同卵双胞胎的人格特质相关性显著高于异卵双胞胎。这表明人格结构不仅受环境影响，更受生物学基础制约。纵向追踪研究显示，成年后人格特质具有较高稳定性，随年龄增长呈现特定变化趋势。尽责性与宜人性随年龄上升，神经质与外向性随年龄下降。这些证据巩固了大五人格作为科学心理学标准模型的地位。
大五人格理论的应用价值体现在预测效度上。 meta 分析数据显示，尽责性是工作绩效的最强预测指标，适用于多种职业类型。外向性预测销售与管理岗位绩效，宜人性预测团队合作质量。神经质预测心理健康风险及压力应对能力。开放性预测培训成效及创造力表现。教育领域利用该模型评估学生学习风格与适应性。临床心理学利用神经质维度筛查焦虑与抑郁风险。组织管理利用大五模型优化人员选拔与配置。理论本身仍在发展，六因素模型等新提议正在接受检验。大五人格并非终极真理，而是当前最具实证支持的人格结构描述体系。理解其提出过程有助于正确使用相关测评工具，避免过度简化或误读人格数据。